企业家(Entrepreneur)的称号,在当代社会中,没有人怀疑他的高贵,更不会有人怀疑他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但人们对于“企业家”的良好感觉和向往,并不能使人们清楚地把握“企业家”的内涵。尽管从西方古典经济学到当代大批学者都曾触及并考察过“企业家”命题,并且也都从不同角度予以“企业家”深刻的富有个性的解释,但并未能消除经济学关于“企业家”的疑感。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对于企业家的历史需要之强烈,人们对于企业家的呼唤之虔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这种需要的冲动和呼唤的虔诚,并没有感动“企业家”,企业家仍是、而且在可以预料的将来仍然会继续是我们中国经济中最为稀缺的资源。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企业家?我们的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为什么离不开企业家?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为什么提出要培养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企业家”究竟有什么特别的神秘?“企业家”应当具有怎样的“天赋”?企业家需要怎样的“土壤”?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曾经那样辉煌过的一批又一批“企业家”迥然不同的命运,是否证明至少到目前中国培育企业家的“土壤”还稍嫌贫脊?进而,怎样才能使中国培育企业家的“土壤”真正肥沃起来?辛向阳博士的新著《谁能当中国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宣言》,贴近生活,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探讨、剖析了有关企业家的这一系列问题。
我们为什么关注企业家,为什么关注中国企业家的命运?恰如作者所说,企业家的命运本质上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运。为了中国经济的未来(或许还不仅仅是经济的未来),必须关注企业家的命运。企业家对于经济成长和变革是不可或缺的,这个被人类现代经济史反复证明的、其实很明了的命题,在我国被人们自觉地接受和深刻地理解,恐怕尚需一个艰苦的历史过程。也许恰是这一过程的艰苦,赋予辛向阳博士这部新著以特别的意义。
的确,在经济史上,在世界范围内,企业家始终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同时又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要素,这是“企业家”的禀赋所决定的。但在中国,真正企业家的短缺又尤为突出,因为中国造就企业家的制度供给短缺。事实上,中国近现代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需要真正的企业家的,因而也就不需要造就企业家的制度安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企业,若不与帝国主义勾结成为买办资本、若不与权贵勾结成为官僚资本,那么这个企业的最终命运只能是走向死亡,这里需要的是买办和官僚,而不是企业家;在计划经济中,企业若脱离了行政权力网络,便寸步难行,这里需要的是“官员”,也不是企业家。只有在市场经济建设的时代,企业家才真正可能突现出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经过20年的实践,尤其是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把企业家和企业家制度问题空前突现在中国人面前,复杂而又必须直面。这便是辛向阳博士新著的特殊的时代价值。
企业家是什么?中国的企业家需要怎样的素质?作者从丰富多彩的经济思想史中概括出企业家的三大特征:强烈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对市场变化的灵敏触角和对经济生活的高度敏感;永不满足的经济冲动。中国企业家应具备五个条件:敏锐的决策眼光和创新能力;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强烈的成就追求感与事业心;富有为民族产业献身的使命感与坚韧不拔的毅力;以企业家市场为依托的独立群体。但是,无论企业家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他们都不是天生的,企业家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企业家生长、激励和约束机制?作者从阶层分析角度分析企业家生长机制,认为企业家阶层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是运用自己的人力资本配置企业资源,促进企业发展的一个社会阶层。当前,中国既存在企业家阶层的催生力量,也存在阻碍力量。催生力量是现代企业制度、经济的市场化和经济的全球化。阻碍力量是理念、人事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中国企业家生长机制是:要尊重企业家阶层的经济利益,要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地位,要尊重企业家的特殊性格等等。
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作者不但论述了激励和约束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更多地结合中国经济的当代实践,全面总结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激励与约束实践,提出了比较系统又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激励与约束方法。本书更为独到之处在于运用一个个发人深省的企业家失败的案例,从反面论证建立企业家激励与约束制度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作者提出的以下观点很重要:在企业家制度中,激励制度高于其他制度,先有激励,后有约束。激励制度的核心是如何给企业家定价的问题。
作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对企业家监督与约束的立体交叉网,董事会的约束、产权的约束、党组织的约束、职工民主的约束、政府的约束、法律的约束、舆论的约束、道德的约束。
有了这样的企业家制度和激励与约束制度,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克服由于产权、契约的不完备性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所有者缺位和越位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激励与约束不足问题等等。这本书用丰富的案例、通俗的语言对企业家问题所作的系统思考,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